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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6 陆川!陆川!陆川的《南京!南京!》打开了一个更加复杂,也更加冒险的局面。冒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同胞的险;打开的,却是一个电影人的宽厚的,民族的,人性的影像视野。
陆川用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表现敌人日军有计划、规模性的屠杀(并不是我们过去通过历史了解的“一对多”的杀戮。)——被指认有亲日,故意揭中国人的痛楚。日军用于纪念烈士的舞蹈,日军在侵略间隙的生活,这也许是中国人第一次直面他们除了屠杀之外的内容,外国影评人有这样一个评价,大意如下:他展现的是面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视角。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日军在过去的形象中烧杀、掳掠、奸淫的动物性,对于这另一面,陆川应该没有预料到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骂声,这也是他遭遇种种有关电影宣传或者开辟出道路的对待的原因。陆川作为一个电影人用电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军人出生的他很清楚自己力图表现的内容,他所表现的不是不存在,而是在此之前,我们对过去刻意避开从而没有正视。作为文本的电影本身具有的多义性,在陆川那里也许是为了表达他在制作这部电影过程中对历史的了解及资料的掌控,在观众这里就极容易成为一种民族情绪的煽动。
导演不是神,不是政治家,只是作为一名电影人在表达他对这场离他或近或远的战争和参与到这场战争中的各个角色的理解。
角川作为一个串起整个过程的敌方,也就是“本不应该”成为主角的人物,如果连他的精神崩溃和负罪感的自杀都不能被影片容忍,因为从本身上来说是对青春,对脆弱,对盲目,对故土热爱的包容。尽管他曾经在教会学校上学,尽管他有他自身的脆弱和善良的一面,复杂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侵略者强制搜查安全区的每一个房间,当角川闯进姜老师存放教具的房间时并没有打砸抢,而是先问了关于标本,然后拿起桌上的十字架,进过交谈之后他先还给姜老师,然后再说他曾经在教会学校上学,能不能给他这个十字架。姜老师必定在潜意识中有一些无法预料,虽然本质意义上都是“拿走”,但是跟预定的侵略者的“本性”中的“抢夺”有出入,变成了“索要”。在被侵略的角度,角川是一名罪人,而在宗教之下,他更是一名“罪人”,对主的忏悔和自己的忏悔同时将他紧紧包裹。有着戴罪民族的心内纠结。就是这样的两面性使得姜老师知道他可以理解她,所以才在救助被抓走的男人们的时候,对角川说“Shoot me!”
在近期几部谍战片里不只一次的出现过,乱世的舞台上有人为了生存出卖家人朋友同胞,甚至有的为了利禄而暗度陈仓,当唐先生颤巍巍的伸出手接过通行证,然而自己的女儿仍然被给予他“好处”的日本人丢下窗口;最后原本可以与拉贝先生离开,即便是知道最后的下场,他仍选择留下换走了拉贝的另外一名助手,这一生一死的选择,完全打破了原来非此即彼的人物模式,而这样的选择确不会完全因为出卖情报而将他完全的否定,也不会因为他选择了留下而成为完全的英雄。救下一条生命,即一条生命。这是他的反抗方式。
整部《南京!南京!》用了相对较少的对话,妓女小江脚腕上的铃铛作为一个重要的视听道具兴许有比对话更加有力量。她的铃铛和唐小妹的昆曲是和当时的处境最相抵触的情景,前者是幼小,后者是盛世太平。刚出生的小婴儿常常在手腕或者脚踝上,只要动一动小手小脚就可以听到清脆的叮当声响。只要孩子还在家的附近,家长会通过这个小铃铛知道孩子安全的在家中。然而在剧中每一次小江的铃铛响的时候,都是她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的表现——从难民营到日军基地,从人间走向阴间。妓女小江的举动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生命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在明知道已经被笼罩在死亡之下,要说她什么都明白,还是什么都不明白,是幼稚还是愚昧?她所营造出来的镜像是对自己,对别人也是对当时整个他们所处的局面的一种复杂反映。
陆川把参与表演的日本演员称为“沉默的朋友”。大概揣测到日本演员参与到这部表现中国对日本深仇大恨的影片中来的感受,可以揣摩到他们沉默的原因。他们必要的沉默是另一个民族沉默的忏悔,即便当时不是他们本人出现在70年前的南京,可是场景的重新置入必然会引起心理的震动。就和我们重回小时候的“秘密基地”一样。场景不同,他们的感受应该更加的强烈。是需要有人来对历史,尽管是及其微小的社会成员的反思。
陆川将《南京!南京!》称为一部讲述人性的反抗史,这是导演自己的解读。
前三分之一像是历史的铺陈,他不进行分析,他只举证。第一遍看的时候没有字幕——这部片子普通话、南京话、日语、德语、日本口音的英语,语言的多样符合了陆川善用方言来表达一个超出地域局限的认知——与对话无关——后三分之二表述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的人性与感情放在任何民族身上都会有共通的地方,都是对生命,对自由,甚至在生存之外美好的青春、爱情等等一切事物应有的享用。 June 17 没话说,找感觉六月,间歇性阵雨。 雨毫不留情的下着。打在广场上的剪彩和假华南虎。照片退掉的颜色往下流。
仍然没有找到写文字的任何头绪写点庄学本,只是支字片语的纪录着可能写下去的字句。像药引。看照片不是科学,却被认为有着科学一般的逻辑,仍然弄不清是什么样的逻辑可以支撑六千字的论文。我只有感觉。写下的是支撑感觉的依据,归根结底——仍是感觉。
Rowing Home the Schoof-Stuff是一幅很棒的Pictorial的作品,除了它本身所拍摄的场景本身之外,因为它用白金(而不是银质试剂)冲洗的照片所呈现出的更加微细的和甚至泛出暗暗的银光的效果,还有刚好船桨恰好落在湖面上,又恰好这个瞬间船桨还没有在湖面上碰出波浪。加上本身在湖面的倒影,作品的主体部分刚好呈现出一个横放的菱形构图。镜头向右边稍侧了大概15度,而且相机本身并不是放在船的正后方,所以使整个图像构成了一个不完全对称的全景构图,也许作者觉得纯粹的对称构图有一些愚笨。这就是它拍得很棒的原因。就这么样了?居然就这么得出结论了?!然而列举的这些列举,说明的问题如下:拍摄者选取了一个“完美”的放置相机的位置,抓取了一个完美的瞬间,选取了合适的曝光时间,恰好这一切都十分协调(可能是他精心构成的结果,也可能是碰巧的杰作);冲洗照片的人选取了能够更加细腻的展现这幅景色的合适试剂,在冲洗时设置了现在的对比,适度弱化或者强化了图片中的光影。最后,种种组合成了最终的画面。“这照片的感觉真好!”,“这照片的技术真好!”所说的都是照片,前者赞赏最后的结果,后者赞赏更多的是产生过程的那种精神。欣赏感觉还是欣赏技术?女人可能偏向前者,男人兴许偏爱后者。两者都包含了对智慧、品位、以及感受力的褒奖,智慧和品位都没有标准,感受力的强弱倒是在各处都能体现出来,尤其在作品和细微的生活细节中。就像要能够分别爱普森打印和付羽先生的手放作品的差别一样——当你凑近看前者细节,你看不到颗粒,因为构成作品的是小点或者小方块,即便不一定能看出来;后者你会看到手工的细腻,甚至也有粗糙所带来的一些转回历史的错悟。 内容,没错,首先是内容也就是想给站在照片前的人看什么——更大程度上决定了所拍摄出来的最终成果。准备做一个实验,用同一部相机,找两个人来拍摄我的房间,拍五张,不限内容。然后自己再来拍五张,再来看看结果。这兴许是所有人的所思所想的一个对比。 技术,对技术的重视考验了对作品本身和作者本身以及对自己的作品的了解,有要求和没有要求是根本不同的。我能够理解刘瑾对他的《失乐园》失望的原因,再美的裸体也经不住糟糕的影像质量,更何况是找到的裸体并不美。总结是“这哥们儿的活儿也太糙了”。扯远了。广州购书中心三楼原来的三联书店位置的摄影栏,有一本Robert Frank的《美国人》,原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质地如此好的影像印刷,白色封面,大小也只有A4的一半,也只有一个小手指三分之一不到的厚度,我非常能理解卖400人民币的原因,如果裁下来装裱起来一定可以成为以假乱真的作品。
面对着庄学本的难题,面对着一个我还不知道这只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佐证,但是最后变成那个时代的大师的作品的难题;兴许那时他已经有所意识,知道自己是大师的可能——极小——现时有的“大师”有时是用资本与权力同时供奉起来的——连与凡高同时期的批评家也没能发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是这个少了自己一只耳朵还为自己画了自画像的苍瘪的男人。 庄所拍摄下来的人物都直视着这个“摄人魂魄”的机器,坦然而不做作。镜头后的庄学本对于镜头前的人来说是什么角色呢——端着机器的大老爷,戴着眼镜的读书人,李土司和祁土司的朋友,还是他们已经知道,庄是一名和他们一样平等的拍摄者——就像一个开了一家照相店的老板兼伙计。面对这样的人,用什么感觉来面对才可以平和。拍摄者成了谜,这个时候,倒想去迷信他拍摄的技术,至少可知,可看。感觉这东西,没法成为判决的依据。 庄在这个时代被发现,之所以被抬高不可否认他是同时代的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现代性,他的摩登感,即使现在兴许也不会被发现竟是70年前的研究人员的作品。他所拍摄的肖像在我这儿具有两种可能——一是作为人类学的面相及服饰研究依据的纪录,从而形成他的一种风格,既是碰巧的杰作,而现在被批评家赋予一层文字的光圈,使里面的人物从此奕奕生辉——我们和70年前的边地人们对视了;二是他一开始就有这样的意向,他知道他的控制力,就像吕楠知道他的模写对象是古典油画一般,对自己的能力具有的自信及自知是使他的作品成为“雕塑”。我倒宁愿庄属于前者,因为那意味着一个对自己的天赋不完全能掌握的人,必定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神光照耀的时刻。可是对于天赋,我怎么去证明他过人的天赋还有那么幸运的结果,有结论,却没有科学依据。这事儿绝对不了。只是庄学本作为一名民族的见证着,这事儿错不了。 最后,还是回到了感觉的起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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